迥异识人与用人之道

唐太宗李世民与明太祖朱元璋有着不同的认识、用人之道。他们的政绩也说明了不同的识人、用人之道产生的不同效果。

朱元璋用人之道

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浅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复有言，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将不复审察，谗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贤病国，无所不至。

朱元璋曾经说过：“夫小人之为谗佞也，其设心机巧，渐渍而入。”这番话，虽寥寥数语，却为谗佞者画出了一幅清晰的素描，凸显出他对谗佞者的不屑和痛恨。

据载，朱元璋与兵部尚书沈缙议论兴治之道时说到：“兴治之道，当进君子退小人。”针对如何鉴别君子、小人的问题，朱元璋又道：“独行之士，不随流俗；正直之节，必异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污泥，其色不变；君子杂于众人，德操自异。何难识也？”这番话道出了他胸中识人的原则。

找到了识人之术，剩下的就是如何用人了。只讲识，回避用，那是叶公，朱元璋则是说到做到。他下命令给吏部：“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职。譬如良工之于木，大小曲直，各当其用，则无弃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当大事。用之者，在审察其宜耳。骅骝之材，能历险致远，若使攫兔，不如韩卢。铅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资利刃。故国家用人，当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能，则人材不得尽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又说：“人之才能，少得全备。如宽厚慈祥者，使之长民。勤敏通达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绩。若使才不称职，位不达才，国家虽有褒德录贤之名，而无代天理物之实，非所以图治也。”朱元璋做皇帝二十多年，汲取了元代的教训，擢用了一批庶民为官，在他的大力提携下，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他谆谆告诫道：“任人之道，当严于简择，简择严，则庸鄙之人不进。当专于任使，任使专，则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贤者乃可以专任之，非贤而专任者，必生奸也。是以任人为难。然人亦有谨于始而怠于终者，亦有过于前而改于后者，则固不能保始终。惟终始如一者，其怀忠报国之心坚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臣诈似信、怀奸若忠者，决不可任也。”史实已经证明，朱元璋的这套识御理论，完全来自于他的实践，很管用。

劣猜忌贤能刻薄待人

“固皇权”的根本决定了“大开杀戒”

翻开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一个“规律”：当一起并肩战斗的“兄弟”成为“君臣”关系时，往往就是大兴冤狱、大开杀戒之日。朱元璋也不例外。

据正史或野史记载，猜忌刻薄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就大杀功臣，当初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朋友，几乎被他斩尽杀绝。

一般意义上来说，朱元璋好不容易才坐上皇位，自然要想方设法、绞尽脑汁保住皇权，对来自任何方向角度的威胁加以清除铲除。而位高权重的功臣首当其冲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欲拔除而后安。何况其中不乏功高盖主之辈、窥视皇位之流、挑战帝威之人。

“除异己”目的决定了“滥杀无辜”

在“胡惟庸案”中，胡惟庸被朱元璋以“擅权植党”、“枉法诬贤”的罪名处死，遭受牵连者多达三万余人。甚至在胡死后十年，朱元璋还给他安插了一个“通倭谋反”的十恶不赦罪名；在“蓝玉案”中，身为开平王常遇春的小舅子、战功显赫的凉国公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很有死有余辜的意味，但蓝玉“谋反”案涉及人数多达一万五千人。我们很难设想，胡蓝二案中受到牵连的人都是该死之人、该罚之人……

也许正是因为朱元璋在胡蓝二案里滥杀无辜过多，整个开国元勋体系，竟十去其九，以至于后来的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夺自己侄子的江山，建文帝朱允炆纵观文武百官，竟无可用之帅去率兵抵挡，直落得个兵败后不知所踪的结局。朱元璋原本想巩固孙子的江山，不料却间接将接班人建文帝送上不归路。

李世民用人之道

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

李世民认为：“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李世民这种“使人如器”的人才观，使得他的身边聚集了很多能人，他们各自发挥所长，在李世民举旗反隋、争夺帝位、治国安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李世民身边，有一心为国操劳、后勤工作做得非常不错的房玄龄；敢于直谏的魏征；既可以在外带兵打仗做将军，又可以进入朝廷搞管理担任宰相的李靖等。贞观十八年（644年），李世民曾在朝上指陈大臣的长短：“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贞观政要》有一段话：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

这段话中，唐太宗李世民表达了这样两个观点：一、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于人才，即“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二、在人才的选拔上，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人才，而在于能不能发现人才，即“但患遗而不知耳”。

唐太宗能成一代明君，确有其过人之处，通过《贞观政要》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李世民一次又一次地向他的大臣们强调“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的宰相和重臣们要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把主要精力放在为国家选拔人才上面。从他对人才的高度重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身边总是能人如云，作秦王时即有房玄龄、杜如晦，后来连太子建成的谋士魏征也成了他的股肱之臣，并成就了圣君贤臣的一段佳话；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不但能击败其兄弟建成和元吉夺得皇位，还能励精图治，成就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最繁荣和清明的一段政治。他“何代无贤”的人才观，更显其战略眼光。“何代无贤”，说明我们的时代不但有人才，还能够造就人才，关键在于善于发现和造就人才，人才选拔的思路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比那种“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的狭隘人才观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优以诚相待雅量容人

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贤明的皇帝之一，他的很多治国之道久为后世所推崇，即便放在今天仍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学习。而在他的所有治国方略中，用人之道又更为重要。

唐太宗喜欢人才，也擅长用人，在他理政的23年时间里，所用的文臣武将不胜枚举，著名点的有魏征、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纵观太宗用人之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重视人才。太宗认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人才”。当年太宗平定刘周武，刘下属部将虽然投降，但随后又纷纷叛逃而去，只剩尉迟敬德还留在营中。太宗手下诸将劝他杀了敬得，免生后患，但太宗却认为敬德是个人才，不仅不杀反而重用之。后来敬德果然屡立战功，甚至还救了太宗一命。

其次，知人善用。太宗命封德彝举荐人才，封领命很久都没有举荐一个。太宗问他为何，他说：“不是我不尽心，而是现在没有旷世奇才。”太宗责备他说：“人的才能，各有所长，君子用人，就如同用器皿一样，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各取所长。”

第三，对人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有人给太宗出主意，要太宗采用些计谋或权术来试探朝中大臣的忠奸。太宗回答说：“如果用这些权术去试探部下，自身就不够光明磊落，如何要求他们正直呢？”张居正对此的评论也非常深刻：“君德贵明不贵察，明生于诚，其效至于不忍欺，察生于疑，其弊至于无所容，盖其相去远矣。”

最后，有容人之量。太宗在位，时常有大臣秉理直谏，而太宗却常能接受各种不同意见，从不固执己见，也不偏听偏信。明朝的张居正更是认为太宗能够兼听为明主要是他虚心求教的结果,这也正是孔夫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所要达到的境界。

今天的一些企业负责人，似乎对人才问题也是高度重视，但常常抱怨的一句话是“缺人”。诚然，我们的人才储备与实际需求存在着差距，但真的是时时处处都“缺人”吗？答案是：非也。我们的身边从来就不乏人才，也不乏奇才异能之士，缺只是发现人才的眼光。

上君尽人之知，中君尽人之力，下君尽己之能。只要做到知人善用，何愁没有人才。人才不是招聘来的，而是培养中发现的！在识人与用人方面，只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一个团队就不愁没有发展。

（来源：人力资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