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人力资源管理
儒家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哲学，必然重视对人的培养、选拔和任用，这不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盛和强大的根本所在，也是一个现代企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之所在，因此也是现代的国家管理和企业管理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现代企业管理把人力作为资源来看待，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不外乎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在这三种资源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人力资源，因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生产力中诸种要素的最活跃的、最有价值的要素，是最宝贵的资源。现代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最本质的东西是人力的竞争。谁有高素质的人才和人力资源，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赢得胜利。要使人力资源能有效的运用，必须要加强管理，因而人力资源管理成了现代管理中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中国有着为丰富的知人、识人、用人以及人事管理的理论和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存在着一般的普遍性的东西，继承和吸收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借鉴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对于丰富和加强今天的人力资源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是企业兴旺发达的条件
要使用人才，首先就得重视教育，培养人才。重视教育，一方面是指国家要大力发展教育，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另一方面企业本身也得要重视教育，提高职工的素质和技术水平，培养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有了第一流的职工队伍，第一流的技术队伍，第一流的管理人才，你的企业定能兴旺发达。
儒家是非常重视德育的。它的创始人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也人类历史上的的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创立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开门办学方针，打破了“学在官府”，文化长期被贵族垄断的局面，使学术下移到民间，开创了平民教育的新纪元。孔子教育思想的实践基础是“性近习远”，即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之所以有善恶、贤愚的不同，是由于后天习染的不同而致。这就是说人的可塑性是很强的，教之能为善、为贤、为智，不教之则为恶、不肖、为愚。由此出发，孔子教育他的学生要十分重视与人的交往，教导他的学生们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孔子家语》）这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跳神”。孔子深信，社会环境对人影响很大，同时也深信可以通过教育来保持人的本性和人格的完满。孔子开展德育的目的，是为了为社、会国家的管理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使社会得以成为文明的和谐的社会。孔子在教学的过程中，始终对青年寄寓了愿望，后生可畏，青年代表着未来，他带着饱满的热情等待教育这些后生；其次，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因个别学生的基础、智力的不同采取不同方法进行教育；第三，启发式教育。重在引导学生开发自己的智力，使学生加强理解。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即是说，不到他经过认真的思考而又想不通的时候，不去启发他；不到他经过认真思考有了心得，但又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不去开导他；告诉他一个方面的事情，他却不能由此推想到另外几个方面的事情，我就不再教诲他。第四，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孔子教育学生要克服主观主义、片面性和极端性，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要“允执其中”，“过”和“不及”都是不正确的。总之，孔子循循善诱地教育学生，培养了不少的人才，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儒家重视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在今天仍然有它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现代的企业的经验已经证明，重视对职工的教育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日本企业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他们重视职工的教育。因为他们认识到：人是企业之本，要造物必须首先造人，要使用人才更需要培养人才，所以他们重视教育。首先是他们国家重视教育，全社会都重视教育，更重视职业教育。日本企业内部职业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全员培训，企业内部的职业教育已经成了非常普遍的事情。日本的职业教育，从政府到企业都有自己的计划。从1958年开始，日本政府先后四次制定、修改《职工培训法》，还连续公布了４个《五年职业能力开发基本计划》，还以此为中心颂布了数十个为了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法规，同时还提供了巨额的经济补助。现在，日本约有95％的企业开展了职业教育，60％的企业制订了职工短期培训计划，30％的企业制订了职工长期教育计划，20％的企业设立了专门的职工教育机构。每年参加学习的职工达3200万人之多。
日本的企业对职工的职业教育，不仅重视技术的培训，而且更重视对职工进行道德教育。他们之所以重视道德教育，是因为他们认为，道德的修养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对各方面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企业的职工的思想道德水平，决定这个企业发展的状况，对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松下幸之助说：“道德虽然是无形的，却也是至高无上的宝贵。技术当然重要，学问也重要，然而没有良好的品德修养，纵有技术、学问也不算完美”。一个人的行为受道德价值观的支配，一个道德修养高的人，就能自觉地发挥自己内在的潜力，尽力做好自己承担的工作。日本对职工进行的道德教育主要强调“归属意识”、“协作精神”、“积极性”等。松下电器公司对职工的教育，强调建立人性管教模式，重视职工的人格培养和精神教育。不仅要培养职工的专业知识，也要培训他们做正确的价值判断，培养职工的向心力以及细心精神。日本企业企图通过一系列培养，建立起人格完满的职工队伍。有一个人格完满的职工队伍的企业，也一定是一个优秀的集体。
日本重视国情教育。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小，人口多，资源匮乏。所以日本重视对职工进行国情教育，培养职工的危机感、紧迫感和竞争意识。日本的职业教育日益向高等教育化的方向发展。由于日本教育的普及，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本的职业教育不可避免要出现高等教育化的趋势。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教育对象由初中毕业生为主转向以高中毕业为主；２，培养的对象从以技术人员为主转向以管理人员为主。随着管理的现代化，要求以科学、技术和管理三者同时发展，这要求职工应该了解和掌握现代的管理知识。为此日本的职业德育广泛的开设了现代管理课程，把培养的重点转移到管理人员身上；３，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种类不断的增加。除战后初期建立起来的职业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外，七十年代以来，相继又成立了各种职业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夜大函大和公开的讲座等等。
德国西门子公司之所以能持续发展，其秘也密在于重视培养和造就人才。德国西门子公司奉行一条原则，“人的能力是可以通过教育和不断的培训而提高的”，于是他们重视对人才培养，自己造就和培养人才。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对从业人员进行正式的培训，后来公司建立了各类专门的培训学校，配备了专业培训教师。到目前，整个公司在国内外拥有60多个培训中心，700多名专职教师和近3000名兼职教师，开设了50余种专业课程。在公司37万职工中，每年参加定期和不定期培训的多达15万。公司每年用于培训和购置培训设备的资金多达6至7亿马克。培训的内容根据各个部门和实际需要的不同，而各有侧重，如生产性部门，特别注重对工段长进行培训，强调培养其技术专长之外的独创性和判断能力。对管理干部的培训尤为重视，专门在费尔达尔设立了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和13个基层管理培训中心。对管理干部的培训，西门子公司针对基层、中层和高层管理职能和责任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对于基层和中层管理干部，着重培养他们的专业技术能力与激发和调动个人及团体力量的能力；对于高层管理干部，则着重培养他们的能将内部和外部利益协调统一为企业整体利益的能力。每年约有80名高级管理人员参加培训。正是由于西门子公司重视对人才的培训，才使该公司拥有一批富于进取精神的、掌握有高技术的而善于创新的人才，从而使公司成为世界超级企业。
二、 用人首先要知人、识人
古人有言曰：知人则哲，唯帝其难。要会用人，就得知人。不知人就不能很好地用人。但知人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从德行来分辨君子和小人，儒家是非常注意这一点的。在我国的古代典籍中“君子”和“小人”的内含十分广泛。赵纪彬教授曾著过一本书，叫做《论语新探》，他在这本书中对“君子”和“小人”进行了阶级分析，认为“君子”是指统治阶级，“小人”是指被统治阶级。其实，“君子”和“小人”的含义不仅仅只是如此，它们还是一个道德的范畴。“君子”是指德高行洁的人，“小人”是指德浊操薄的人。我们在这里只从道德范畴的角度来谈“君子”和“小人”的区别，目的在于能从道德的角度来对人进行分析，以便做到“知人”。
下面，我们首先看孔子及其儒家是怎样来界定“君子”和“小人”的。（１），君子很注重个人的德行修养，并且是德行高尚的人。而小人则是只贪个人私利，追求小利的人。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君子要从根本上去修养孝悌之道，先要立德。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朱熹注：“怀德，谓存其固的之善；怀土，谓溺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君子与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矣”。即君子注重道德的修养，使自己的行为合乎于社会的道德规范；小人只贪图个人的享乐，生活的安逸，而不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君子遵纪守法；小人贪利而犯法。君子和小人的根本区别，还在于价值取向的的不同。孔子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提的是“利”。君子和小人的价值追求是如此之不同。
（２），君子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讲究“和为贵”，但又不失去自己的自主意识。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与“同”是对立的哲学范畴。“和”指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中不同因素之间的和谐与协和，是矛盾的同一或统一；“同”指完全等同的事物或相同因素的揍合，是抽象的无差异性的统一。孔子引入“和”“同”这对哲学范畴来界定“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是指君子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对待不同意见时讲究协调，不攉稀泥，也不盲目附和，失去自己的主见；小人则相反，而是盲目附和而没有原则性，但却与人闹不团结。由于“君子”和“小人”在对待人际关系和不同意见持有不同的态度，因而在行动上就完全是不同的。“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普遍也。“比”：偏党也。即“君子”讲究团结而不互相勾结，而“小人”却是互相勾结而不讲究团结。总之，“君子”深明大义，而讲究团结，不结党营私；而“小人”不讲原则，图谋小利而勾结。
（３），君子好学，注意广博地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君子对于社会有其重要的责任，不学习，不掌握各种文化知识是不行的，所以爱好学习，吸取各种知识来武装自己的，是君子的德行。“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好比在今天，有社会远见，对国家和民族有高度责任感的人，都认为知识是有用的，应该重视知识，尊重知识，否定“读书无用论”，相反一些眼光浅薄者，贪图眼前利益者，只凭着感觉走，根本不重视知识，自己也不学习，说什么“读书有什么用，能找到钱吃饭就行”。这是一个明显的反差，这也是君子与小人在对待知识上的差别。君子学习知识不只是要广博，更重要的是要贵精，“博于外而尤贵精于内，论诸理而尤贵达于事”，分析问题更重要的在于理论联系实际。君子之学，为要精，就必须要专。学贵专一，“一则明，明则有功”。学习要不断的追求新的东西，要日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者，每日必有新进步。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４），君子能克己。由于君子深明大义，在对待利的问题上，不贪求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别人；君子庄重而不争执，合群而不搞宗派；君子忧患自己没有能力，不怨恨别人不知道自己；君子舒泰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舒泰；君子心怀坦荡，小人心底狭窄等等。 （５），君子重行，重视实践。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即是说君子应当说话谨慎，而行动却要敏捷。子贡向孔子请教什么是君子，孔子回答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子要先做而后说，而不是说了不做。孔子还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以说得多做得少为耻辱。君子应该以“行言”，不应该以“舌言”。《说苑？谈丛》说：“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君子应该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儒家关于界定君子和小人区别的言论还有很多，这里我们不再一一列举了。
综合上述，我们应该从儒家的关于君子和小人区别的界定中来知人，来识别人。知人首先要重德行。了解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事业心、纪律性、修养及情操等是至为重要的。
总之，在儒家看来，“君子”是德行高尚的、深明大义的、行为合符社会规范的、受人尊敬的人；“小人”是德浊操薄、自私狭隘、目光短浅、追逐私利的人。在这种“小人”中，还有一种心底险恶的人是应该要特别加以提防的。根据《孔子家语》的记载：“颜渊问小人。孔子曰：‘毁人之善，以为辩；狡奸怀诈，以为智。幸人之有过，耻学而羞不能，小人也’。”孔子还说：“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礼记？锱衣》）只有君子才能喜好、支持正直的人，而小人则完全相反，专门打击陷害正直的人。因为“小人”视君子如寇仇，常常怀有人害人之心，因而专门打击陷害好人和坚持正义、主持公道的人。君子“欲人同其善”，导人为善，希望人人均为善；小人则“欲人同其恶”，教唆别人作坏事，拉人下水，使之同流合污。君子见别人有困难和不幸的事情时，则予以同情、支持和帮助；小人对别人的困难或不幸，不同情，不帮助，反而幸灾乐祸。小人往往有“高明”的手段，当他想要达到某个目标时，表现出谦恭，笑脸相迎，唯唯诺诺，竭尽巴结之能事，甚至给你当儿子都行，但是一旦目的达到，不但过河撤桥，而且反脸成仇，险恶之心暴露无余。这叫“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这种中山狼似的“小人”是应该严加提防的。
根据《孔子家语？始诛第二》记载：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於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凡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关于孔子诛少正卯是否确有其事以及如何评价此事件，是历史学家们的事情。我们在这里主要看孔子描述小人的五大特征：（１），“心逆而险”，心怀叛逆，居心险恶，却要以非为是；（２），“行辟而坚”，行为乖辟邪恶而又坚持不改；（３），“言伪而辩”，说话虚而不实而又用美好言词加以辩解；（４），“记丑而博”，察记坏事而大肆宣传，蛊惑人心；（５），“顺非而泽”，顺从别人的错误并加以美化，以笼络人心。对于这种心怀险恶，思想意识极不好的小人，不可不明察和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叔向问晏子：“正士之义，邪人之行何如？”即怎样分析和界定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晏子回答说：“正士处势临众，不阿私行，于国足养而不忘故；通则事上，使恤其下，穷则教下，使顺其上；事君尽礼忠，不正爵禄，不用则去而不议；其交友也，论身义行，不为苟戚，不同则疏而不诽，不毁进于君，不以刻民尊于国。故用于上则民安，行于下则君尊。故得从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于行，。是以进不丧亡，退不忘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则不然，用于上则虐民，行于下由逆上；事君苟进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谀巧以正禄，比奸邪以厚养，矜爵禄以临入，夸礼貌以华世；不任于上则轻议，不笃友由则好诽。故用于上则民忧，行于下则君危。是以其事君近于罪，其交友近于患，其得上辟于辱，其为生偾于刑。故用于上则诛，行于下则弑。是故交通则辱，生患则危，此邪人之行也。”这里晏子对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描述得很详细，揭露得很深刻。这对于我们如何认识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将苑？知人性》中指出：“夫知人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据此诸葛亮提出知人识别人才的七条标准：（１），“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有意用是非去试探他，看是否有坚定的意志和高尚的情操；（２），“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用言词论辩来同他辩论，看他是否有应变的智慧；（３），“咨之以智谋而观其识”，即向他请教智谋，看他是否有真知灼见；（４），“告之祸难而观其勇”，即告诉他有祸难，看他是否有敢于赴难的勇敢精神；（５），“醉之以酒以观其性”，即用酒把他灌醉，看他是否失态而丧失人的本性；（６），“临之以利以观其廉”，即用利去引诱他，看他是否廉洁；（７），“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即限期叫他完成某件事情，看他是否守信用。诸葛亮用人的这七条标准来考核人的品德，识别人才，同样具有参考的价值。
知人在于用人，用人务必要考其德之善者。唐代魏徵说：“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大。”诸葛亮也强调用人重在德行，他说：“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诸葛亮总结东汉和西汉兴亡的经验和教训时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宋代司马光也十分强调“德”的重要性，他指出：“德者，才之帅也。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历来的经验都不主张用小人，用小人其害甚大。诸葛亮指出：有八种人不能用：“一曰，贪而无厌；二曰，怀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决；六曰，荒淫酒杯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礼”。在关键的时刻用人不当或用人不合理，都会给企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不可不慎。
其次 ，知人最重要的是德行，当然也不能忽视人的“才”，德才兼备才是优秀的人才。一个企业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要有各级的和各个方面的管理人才，要有产品的研制和开发的科技人才，要有原材料的采购人才，产品的推销人才，公共关系方面的人才等等。不同方面的人才需要不同的才干，应该有不同的要求。“才”主要在于智力和经验。人的智能是有不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别。
智商（LQ）是测定一个人智力水平的数值，它的数值等于智力年龄除以实足年龄，再乘以100。智力商数越高的人，他的聪明程度就越高。全体人口的平均智商为100，世界人口有一半左右的人的智商数在90与100之间；68％左右的人，其智商数在85与115之间；14％的人。其智商数在70与84之间；还有14％的人的智商在116与130之间，智商高于130和低于70的人，各占人口的2％。智商在120—140以上的人为天才。低于70的人一般又分为三类：50—70的人称为愚钝，25—50的人称为痴呆，25以下的人称为白痴。总智商高于100的人其表达能力往往超过操作能力，总智商低于100的人往往操作能力超过表达能力。普遍人的智商在90—110之间。智商的高低是量度一个人能力和可能取得成就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它还需要社会实践经验、客观环境、个人品质、勤奋程度等等。了解一个人智商的高低是识别人才的条件之一。
人才是一个特定的范畴，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能以自己的高智力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进步做出一定贡献的人。能进行创造性劳动的人一般来都是智商比较高的人。人才和一般人的最大的不同之点，就在于他们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创造性是人才最具本质的特征之一，一般说他们都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和较强的能力，他们以创造性劳动在探索自然宇宙、人类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奥秘中做出特有的贡献；他们根据人类认识自然的成果，改进、发明、创造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以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他们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体的奥秘，不断的提出社会科学的理论，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提高了改造社会和升华人性的自觉性；他们根据人类对社会和人的认识，提出对社会和生产组织进行管理和控制的理论，从而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促进企业生产的发展。企业的基本任务是生产财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种人才，特别重要的是管理人才。
南非盎格诺－阿美利加集团（Anglo-American Corporation of South Africa ）执行董事艾瑟瑞吉认为：对于一名经理人员而言， 教育和训练都是必要的条件。若要想塑+造一位极其优秀的经营人才，除了上述两项必备条件之外，还必须有另外的八项要求。
（１），果断的决策力。没有决策能力的人是一个不称职的经理。一个优柔寡断，不能进行果断决策的经营者，必定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甚至给企业带来损失；
（２），瞻望未来。市场经济处在急烈的竞争之中，企业环境千变万化。如果只沉醉于过去的经验，满足于现状者不是一位优秀的经营管理人员。他必须瞻望未来，预测将可能发生的变化，见微知著，为短期、中期、长远的目标做出周密的计划；
（３），明确、分清事物的轻重缓急。一个管理人员不能一天瞎忙一气，要分清轻重缓急，抓好重要的管理业务。
（４），团队精神。经理人员必须具备有乐群的个性，孤僻的行径是要不得的。他必须要和其他经理人员与专业人员和睦相处，熟知各个人的特长并使其尽量发挥。在企业经营中，任何个人的努力和独特性，都应该纳入整体努力和整体性之中；
（５），具备全面性的知识。每个经营者必须具备有相应的独道的专业知识，但是，还必须具备广泛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之中，要随时进修，不断的扩充知识，在思孜问题和作决策时，要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上进行考虑，这样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
（６），处理危机的能力。由于竞争，可能造成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产生经营危机。优秀的经营者必须要有认清危机的根源和进行处理的能力，以确保企业的稳定的健康的发展，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７），企业家的特质。要想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要具备某些与众不同的特质和能力，他必须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对市场、财务状况都要有深刻的了解；
（８），正直而诚实的品德。他必须具备有正直、诚实、廉洁的品德，择善固执，据理力争，勇于认错，接受别人的批评，勇于承担责任。以上八条，也可以是识别人才的一种标准。
英国Ｗedgwood Ｌimited总裁亚瑟？布里恩的经验是：成功而有效率的经营者则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特质属性。假定企业经营者有着充分的专业知识，但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是必须兼有的。（１），对于细节的敏锐洞察力是相当重要的，并能确切地予以一一实行无误；（２），一名优秀的经理人员必须拥有完全的表达能力，能够利用简洁的语言指挥、劝导群体；（３），位居领导位置的人需要许多天赋的才能，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４）再者，他必须对於自身所担任职务的主旨要有健全的认知；（５），不以现状为满足；（６），时刻拓展自我的知识领域；（７），同时还要将自己所得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南非管理大师赫德若格说：成功的达成必须依赖智能、志气和全心（动源）三方面的均衡发展。在这三个方面中，“全心”应属最重要，也是生命的精髓。英国ＢＳＣ企业总裁查尔斯？维勒斯说：或许我的观念并非全然正确，但是，我个人认为，掌握企业整体运转的经理人员应该具有广泛的知识，也就是所谓的全才。许多企业就是在仅顾及单一层面的专才手中走上毁灭之途。世界上管理大师们的识别人才的经验很多，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所获得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三、 人唯贤是唯一正确的人事路线
自古有知人难，用人更难的说法。汉代荀悦总结出用人的十大困难：“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讦奸伤忠心；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其国也”。（《申鉴？政体第一》）那么到底如何用人呢？ 尚贤用贤是我国的民族传统。孔子主张“举贤才”，孟子主张“任贤使能”。所谓贤者指德才兼备之人。王符说：“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臣安，以忌危。此古今之常论，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岂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古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尔”。（《潜夫论？实贡》）王符还说：“凡有国之君，未尝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见者，所任不贤故也，世未尝无贤也，群臣妒也。主有索贤之心，而无索贤之术；臣有进贤之名，而无进贤之实，此以人君孤危于上，而道独抑于天下也。（同上，《潜叹》）。就是说，有任贤用贤的主张和思想，而无任贤用贤之实，即任人唯贤的路线没有真正得以贯彻，因而国家得不到治理。
一个企业要兴旺发达，必须要有一大批人才。一个优秀的企业，一定会集结着优秀的人才。松下幸之助说：“缺乏人才的组织等于亡灵”。市场经济是竞争型的经济。各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高质量的产品来源于企业人才素质和创造性精神。技术的差距，管理水平的差距，说到底是人才的差距。因此，人才的素质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支柱。于是培养第一流的人才成了优秀企业的重目标。英国福特汽车厂总裁山姆？托依说：“管理功用的精髓在于知人善任”，任人唯贤是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一天，汉高祖设酒宴于洛阳南宫，刘邦问群臣说：“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真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说：“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为我所擒也”。这一段话，说明刘邦比项羽善于用人，所以刘邦取得了成功。善于用人者则事业兴，不善于用人者则事业毁。因此，任用什么人是件大事，不可不慎也。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贤人往往不能被任用，而事利小人还飞黄腾达。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一样，“才高行洁，不必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必保以必卑贱”。虽然我们有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任贤为什么还那么难呢？第一，有的上级领导者缺乏公心和对事业的负责精神，他们任平庸之辈或卑贱小人是另有所图；第二，领导者心底狭窄。按美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的说法：企业需要的是能干而又心胸宽广的领导者，而不是心智偏狭、庸碌忌才的庸妒干部。所谓庸妒症就是企业的主管无能而又好妒，不但不能胜任本身的工作，又要嫉妒别人的才华。一个企业内如果有这种人，则优良的人才就会受到排挤，而逐渐离去；代之而来都是比他还庸碌之辈。第三，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不能发现和识别人才。英国的山姆？托伊指出：要审慎选择适当的人选，必须靠平日不断的观察，留意每个人的发展动态，从中选择出需要的部属。官僚主义者是发现不了人才的，因而也就不可能任用人才。第四，平庸之辈或小人，往往有拍马屁的手腕，他们善于在领导面前献殷勤，用小恩小惠取悦于领导。相反，贤者耻于干这种勾当，坚持原则，不受领导喜欢，或得罪领导而不被任用。第五，无严格的规范化的考核，有功者得不到奖赏，无功者、有过者得不到应有的必要的处罚。所有这些都阻碍任人唯贤路线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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